经此，说明性法条沦为引用性法条也就势所难免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行政处罚中，违法就是有责，违反了法律就是具有责任的，行为的归责性，与违法是等同的，行为人一旦违法，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就足以表明其主观上有过错。譬如，对于是否可以将血作为食物，在常人看来只是一种饮食习惯而已，但对于忌讳食血的基督教徒而言，却是一个关系到是否会遭受良心谴责的道德选择。

[12]在刑法学中，无论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要件，还是违法性与有责性的两要件，都承认违法与有责之间具有本质差异。目前，这一判定标准正为德国、奥地利、希腊、荷兰、葡萄牙、我国台湾地区所沿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赔偿法》尤其是行政赔偿部分中涉及违法的规定仍然比比皆是。[27]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7页。[37]随后，学界掀起了对既有的客观归责原则的整体检讨。

社会责任, 论强调行为人的反社会性，它的主观性评价对象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格，而不是主观过错。前者是指行为人的辨识和控制能力，后者是指行为人的主观犯意。三是紧急状态并未脱离整体性的法治秩序，但是对法治秩序提出了特殊要求。

此类措施违背疫情防控目的，给群众生活带来阻碍，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损失。手段的均衡性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考量，关涉复数意义上且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专业机构和专家扮演何种角色为舆论和民众所关注。基于此问题意识，本文认为，审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治化这一议题，我们要将紧急状态法治置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景下思考。

问题在于，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状态下，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一法理是否可以被突破？ 对此问题，应遵循法理思维做全面的、体系化的思考。二是明确决策机制运行。

第三，信息公开原则要求提升谣言治理能力。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民群众的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处于优先位置，这意味着把治病救人阻断疫情置于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二是紧急状态悬置了整体性的法治秩序，但法治秩序并未全部颠覆。在设计应对预案时，要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权利救济的种类范围、渠道方式通盘考量。

公权力机关应当及时把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予以制度化、法治化，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措施，保障应当优先配置资源的群体及时得到物资。在来不及作全面周详考虑的情况下，即便事先制定的应对预案有所准备，也常常需要根据紧急处置权迅速决策，其中包括关于应对预案的修改完善和应对过程中的风险考量。这是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应有之义。这些原则既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紧急处置权必须遵循的法治原则，又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治化的基本法理。

更周延的做法是，在常态下，应当加强对全民的应急处置教育（不仅限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让公众知晓紧急处置权可能的行使方式及对公民权利可能产生的特殊限制，适当储备向公众快速宣传紧急处置措施的手段和材料。在发生大疫大灾之时，需要信息公开和信息有效收集利用，而信息收集利用必然会涉及隐私权。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种非常态，其信息公开方面的要求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信息公开原则要求信息公布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合理性原则关系到公权力决策及行使的科学依据、决策机制运行、自由裁量权边界、权力行使理由说明等问题，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特征和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学习掌握自己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内行领导。在常态下，应当注重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完善物质储备，提升储备效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要求在时间紧迫、条件受限的情形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予紧急处置。以知情权和隐私权为例。为了维护法治秩序，对于紧急处置权及为其设置的临时性机构，其启动机制和退出机制都应当明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科学决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各学科知识加以考虑。

摘 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威胁，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大考验。提升谣言治理能力，要针对问题本质和信息传播方式做深入研究，依法采取有效对策，避免甚至杜绝采用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科学决策，既期望负责官员是内行专家，也要有畅通机制，让专业机构和专家参与到决策之中。然而，常态下事务的轻重缓急不同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事务的轻重缓急。

第三，效率原则要求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二是应明确紧急处置权的退出机制。

在此意义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法治秩序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张力。信息公开原则不仅涉及信息公开和知情权保障，还涉及公权力和私人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以稳定预期、优化决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应从体系化视角全面看待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关联的各项法律法规，不能局限于那些与具体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相关的特别法和专门规定，要从全局视角为紧急处置权的合法性提供充分论证。意味着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权力配置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将会重新配置，因此需要依据法治原则的要求加以规范和协调。

在制作公共预算时，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权利救济成本作出预案，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财政能力。积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味着要充分利用信息流中的有效信息，而不是只注重公布法律所规定或者应对预案所要求的信息公开要点。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本，遵循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的法治原则，才能够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系统应对。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强调公权力和私权利在此情况下的边界，一方面要把精力集中在防止疫情扩散，阻断疫情传播上，减轻医疗系统负担，保障医疗机构把治病救人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要维持社会秩序稳定，防止疫情造成社会次生伤害。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部分权利可能会减损，部分权利的重要性可能极端突出。由于权利救济的诸种渠道有制度化的程序，所以，负责权利救济的机构须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工作，从而存在相应的时空场景和救济成本。

因此，信息公开的意义不仅仅是公开披露信息，其更重要的意义是为科学决策提供准确有效信息。手段的必要性是一个复杂的实践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文讨论合理性原则时指出的知识储备和科学判断。就其性质而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味着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损害甚至重大破坏。比例原则上的手段的必要性的法理意涵在于，为了达致其目的，公权力所采取的手段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侵害，应当尽可能最小，对其权益的保护应当尽可能大。

原因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必然意味着法治秩序的悬置甚至倾覆，因此也就不意味着上述法治原则和基本法理的失效、悬置和倾覆，而是上述法治原则在法治秩序能容纳的紧急状态下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第十一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以人民为本是法治中国的基本法理。就本文而言，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问题会变得更复杂。

因此，合理性原则意味着，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自由裁量权的边界也将会被调整，但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应当合理适度。无救济，则无权利这句法谚所阐述的基本法理在于，法律机构在作出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决定时，应赋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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